時至今日，古典主義和構成主義依然是書籍設計的兩大重要方式，前者多見于文學等門類書籍中，后者多見于藝術類書籍和青少年讀物。而在書籍形式方面，總體有兩大發展趨勢，其一是大量的平裝本、普及本的流通；其二則是書籍向藝術化、收藏品化發展，比如日本有很多非常名貴作為“室內擺設品”的豪華本。
　　
　　近年來，中國書籍設計和國外交流越來越頻繁，不過“中外設計依然有階段性差異”。“我們大約處于歐洲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六七十年代，韓國的八九十年代。最終會越來越相近。”書籍設計師劉曉翔在接受《藝術評論》采訪時表示，他同時補充說，“這種相近不是沒有個性，（而是）一定會帶有自己的母語文化特點。”
　　
　　在關注歐美書籍設計發展的同時，許多中國書籍設計師同樣關注東洋鄰邦日本的動靜。“我們和日本有大致相同的文字系統。日本使東方文化最早納入世界體系，從中我們也看到東方文化的可能性。”劉曉翔表示，“我們可以從日本學習。既有漢字的美，也有西方文化的邏輯和秩序。”　　
　　
　　從傳統中尋找靈感
　　
　　“我喜歡東方的書，比較含蓄的。”當被問及喜歡的設計類型時，呂敬人如是告訴《藝術評論》，他補充說，東方并不等于復古，“我的東西里頭，有很多現代的感受。”
　　
　　如何將中式的傳統和西式的現代聯系在一起，這或許是所有書籍設計者，乃至所有創造者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
　　
　　現代書籍都是西式印刷和裝訂方式的產物。而事實上，中國的書籍在此之前同樣有悠久的歷史。從廣義的書籍而言，書籍的材質在紙張被發明和應用之前，經歷了繩子、竹木、獸皮、陶、土、石、甲骨等材質的不斷變遷。其中，以竹木為材料的簡策書在書籍史上存在了很長時間，據文獻記載，簡策書的使用時間大約從殷商時期起，直到東晉末年才逐漸被紙張書代替，對我國書籍形制影響巨大。與書籍有關的字“籍”、“篇”、“冊”、“尺牘”、“書札”、“書卷”、“汗青”等詞源都與簡策書有關。另外，隨著絲織技術的發展，體積小、分量輕，方便加繪插圖的帛書同樣很受歡迎，只是絲帛材料珍貴，難以普及。
　　
　　書籍材質的歷史首先向世人表明紙張并非永恒的文字載體，其次，當今設計師也常常會愿意借鑒傳統，探索書籍設計的可能性。
　　
　　“卷軸裝、經折裝、旋風裝、梵夾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這些歷朝歷代流傳下來的書籍形式，直到今天還是設計師的靈感源泉。”河北設計師張志偉表示，“（注入）新的書籍內容，結合新的印裝材料和工藝，古老形式歷久彌新。”江蘇設計師周晨設計了不少江南文化類的圖書，他非常注重對于傳統文化元素、相關設計符號的運用，在設計《泰州城脈》時，他多次前往當地，并在泰州望海樓找到了書中重要的設計符號——古城地圖和老城磚。
　　
　　中國古代書籍設計追求“雅致”，孫慶增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應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為第一。”孫慶增所倡導的是指書籍設計中不能片面追求形式的華美，更重要的是書籍應有文化的書香之氣。
　　
　　近年來，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中國書籍設計師不斷嘗試將對于傳統審美的理解融入當代書籍設計之中，甚至于從水墨畫的審美旨趣中尋找靈感。
　　
　　“墨分五色”是水墨畫一個重要的審美范疇，意將墨破分為多層次的濃淡不同的黑色。書籍設計師任四四認為，在書籍設計中，色彩固然重要，但色彩并不意味著運用五顏六色，“學會運用黑色的表達語言，設計語言更具個性，同時也是提升書籍設計格調的重要手段。”
　　
　　“我們一些圖書設計的民族化元素往往表現得喧嘩而膚淺，”袁銀昌認為，在從民族、傳統中尋找養料的同時，設計師也應當避免一些誤區，“我們不能僅僅把民族元素作為一種裝飾去隨意拼貼。怎樣把民族元素融入這樣的表現，我想除了設計師自身的素養功力外，對民族文化的態度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