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根據書媒體的特性最好地發揮優點？”烏塔·施耐德相信，在媒體不斷細分，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傳統紙質書完全可以發掘其媒體特性而獲得新生，“有人擯棄網絡下載而選擇購買圖書，就是特別珍視書本持握在手的感覺。于是讀者對設計、裝幀與質量的要求較以往更為苛刻。”
　　
　　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書籍設計”逐漸成為一個關鍵詞。時至今日，國際上一些知名的年度書籍裝幀展覽都會選評出當年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德國萊比錫“世界最美的書”評選或許是最受國際關注的一個獎項。每年，來自全球數十個國家的“最美的書”將在這里角逐全球桂冠。在中國，“最美的書”評選也已舉辦十個年頭，11月15、16日，來自全球的30位書籍設計名家參與了上海國際書籍設計家論壇。論壇結束后，最新一期“中國最美的書”名單火熱出爐。而在不久后的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書籍設計藝術展覽也將在深圳舉行。
　　
　　“有了電子閱讀的參照物，書更能找準自己的定位。”書籍設計師劉曉翔在接受《東方早報·藝術評論》采訪時表示，他相信小眾化和藝術化是紙質書未來的發展方向，“書是一個柔性的雕塑，隨著翻動，改變的是時間、空間。”
　　
　　“也許它們會被取代，但一定有特定種類的書籍會留存下來。”加拿大Feed工作室的設計師阿努克·佩內爾（Anouk Pennel）告訴《藝術評論》，他希望書籍設計能給予讀者更多歡樂，“你可以呈現一些閱讀器不能呈現的有趣東西。”
　　
　　這并不是圖書出版業最好的時代，圖書設計師們卻似乎正熱血沸騰、摩拳擦掌。在這個新媒體橫沖直撞的時代，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設計，迎接數字化的挑戰，捍衛紙質書的地位，也為書籍開辟出新的境界。
　　
　　他們的嘗試正是對于施耐德問題的應答，或許不是唯一的、最終的，但依然是值得為之努力的。　　
　　
　　“書籍設計”的興起
　　
　　鴉片戰爭前后，西方先進的印刷技術相繼傳入我國，書籍設計的實踐始終與其相伴相生。上世紀20年代，魯迅身體力行將現代彩色圖案應用于封面設計。《吶喊》的書籍設計就是他親手完成的。封面上用紅色做底色，在黑色的長方形中有反陰的書名，暗含“在鐵屋中吶喊”的寓意，大面積的紅色象征著革命的烈火，反映出魯迅洗練的文筆，靜雅的風格。
　　
　　而今的設計師將魯迅視為中國書籍設計的先行者與奠基人。書籍內容和其視覺效果的完美融合同樣是他們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書籍設計是“一系列完整的系統工程”，當代中國的書籍設計家呂敬人認為，“設計者應與編著者、出版人、責任編輯、印藝者、發行者，在選題策劃落實的過程中共同探討文本傳達的閱讀形態。”
　　
　　呂敬人提出“書籍設計”應當包含裝幀設計、編排設計和編輯設計三個層次，這被許多當代的書籍設計師引用和轉述。在呂敬人看來，人們對于書籍設計的傳統理解僅限于裝幀設計，大部分書的設計確實也僅限于此：“如哲學、文學這一類以文字為主體性傳達的書，或受時間或成本制約的書，有時出版社只提出做書衣的委托，那裝幀設計的層次就夠了。”另一方面，編輯設計則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對一本書稿全方位提出編輯設計的思路，并對全書的視覺化閱讀架構進行全方位的設計思想的介入”。這意味著，書籍設計并不僅僅是給書一張書皮，更需要賦予書籍一種個性化的視覺形式，甚至可能影響到出版社對該書的定位。這是對行業分工越來越細致的反思，鼓勵設計師從全局角度去考慮問題。
　　
　　于是，每一個參加書籍設計展覽、競賽的圖書不再是一兩幅直截了當的平面形象，在很多設計師眼中，它們類似于一種雕塑、建筑、舞美的藝術，它們的背后往往還有思考與探討、妥協與堅持的故事。
　　
　　呂敬人常常喜歡舉出《懷珠雅集》的例子，當初出版社打算推出一本介紹藏書票的畫冊，但是呂敬人意識到，現在人們對于藏書票了解甚少，正好可以借這樣的機會全方位展現藏書票的底蘊內涵。他重新組織了編輯班子，挑選人文學者寫下與藏書票的緣分，做成了一本圖文并茂的圖書。因為成本上升，書籍價格翻了一倍，卻依然賣得脫銷，成為人們愿意珍藏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