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印刷史的研究并不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僅僅是對這種科學技術發(fā)明或其社會傳播過程的客觀論述，因為長久以來，“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xiāng)”一直是我們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無人敢于質疑這一神主牌，相反，正如在其它諸多科技發(fā)明的論述中時常見到的那樣，國內學者通常會習慣性地加上一句“比西方早了若干年”這一短語來增強我們一度受損的自信心。在這種政治氣氛的籠罩下，中國史學中存在一種彌漫的“目的論史學”（teleological history），即為了將當下所需要的結論合法化，而去尋找歷史“證據”的倒推方式。

    由于結論已經預設好，因此人們常常無暇去仔細推敲每個細節(jié)證據，稍有一點能和預設結論相聯的資料，都被迫不及待地拿來作為支撐那個龐大架構的材料。這在心理學上稱之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即當你相信一個事物之后，就會主動尋找能夠增強這一信念的信息。這有時還會導致一種奇怪的現象，就像在西方學者質疑“馬可·波羅究竟是否到過中國”（更多是為了通過這一設問來展開相關問題的討論）時，為這位信口開河的意大利探險家竭力辯護的卻是中國人，原因恐怕或多或少是因為他已被視為“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那他就非到過中國不可。印刷術研究也不例外，一如書中所言，“在研究印刷術起源問題時，有相當一批人都是以捍衛(wèi)中國人的發(fā)明權作為研究目的”。

    正如美國社會學家吳魯旺（Dennis H. Wrong）曾說的，脫離了問題，答案是沒有意義的。但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中，人們往往太過注重“答案”而很少去想“問題”本身究竟是什么，至于論證的過程也是走過場，因為他心里已經有答案了。這在學術研究中造成了一系列遺留至今的問題，諸如：先入為主的預判或“定調”；想當然的設想、推導，而忽略邏輯論證；樂于采信符合自己預期的薄弱證據乃至錯誤論證，但忽視或淡化對自己結論不利的證據；采納不夠可信的第二手、第三手文獻，甚至將明知已被證偽的材料仍用作論據，只因這些有利于推導出自己的結論；只看孤證，而不顧及深遠的歷史驅動力及其邏輯性；急于自樹新見，而缺乏與學術共同體的對話，甚至在遭遇質疑后仍各執(zhí)己見……凡此等等，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都可找到。辛德勇先生在書中多次強調受“正規(guī)文史訓練”的重要性，但這些問題的根源或許更可能是思維定式，以及國內文史訓練注重解讀材料而偏廢純理性的邏輯思辨。

    書中關于銅活字的考證在這方面可謂典范。辛氏以扎實的文史功底，證明所謂明代銅活字印書，其實根本沒有任何可靠記載，“事實上根本無法認證它的存在”，而我們理應承認朝鮮在活字印刷上比中國先進。在此，他詳細辨析了古籍中“活字銅板”、“銅板活字”和“銅板”等記載，主張這只能解讀為是“活字印本在印制時采用了銅質版片來承放字釘，而根本沒有涉及字釘的材質；據此推定的所謂明銅活字印本，當然完全不能成立”。在此，考證在摧破舊說的過程中，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批評方法。

    在以往對這類發(fā)明權的研究中，還存在一個不自覺的傾向，即“越早越好”。盡管這有時也是與學者們對材料的不同解讀所致，但恐怕也是這種心態(tài)才促使人們去相信一些不可靠的孤證。在《中國印刷史研究》中，辛德勇反復強調“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一種預設的研究結論，或是某種一定要達成的目標，往往會對客觀分析史料，合理審視歷史事實，造成嚴重傷害”、“歷史的發(fā)展，是有正常倫次的。文獻記載若是嚴重背戾這樣的倫次，就要反過來審視這一文獻本身是否存在問題，或者是我們的解釋出現了差誤”，同時，他秉持一種嚴格的實證主義方法，摒棄那些“想當然的猜想”。這樣，他通過對文獻材料的縝密考證和推斷，證明早期的石刻拓印技術、隋代的所謂“摸書”、張秀民主張的唐代貞觀年間即發(fā)明雕版印刷的觀點，以及一些學者將唐代元稹文章中提到的“模勒”視為雕版印刷的看法，都是孤立而不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