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背后的邏輯是無懈可擊的：任何重大發明都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在生成的過程中會留下許多“痕跡”。正如《現代歐洲史》中所說的，“我們對印刷術起源相對不了解也確有好處，這樣我們就不會錯誤地把一項復雜的科技發明歸功于某一個人，這種不了解也讓我們認識到，在任何情況下，一項發明都不像一首詩或一幅畫那樣是由一個人創造出來的，它是一種社會產物。”印刷術不是“一項”技術，而是在許多項技術的基礎上，通過“舊元素的新組合”才得以演化出來的。這其中至少包括：木石或金屬材料上雕刻文字、供印刷用的紙張或絹布、印泥（墨），但最重要的，則是發明這一技術的那個社會的內在驅動力，簡言之，人們為什么要發明它？

    這無疑是個重大問題，但也同樣引起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對那些試圖捍衛中國對印刷術發明權的學者們來說，常慣于將鈐蓋印章和制作碑石拓片視為印刷術的“先驅”。在1949年后的很長時間里，很多學者還因受政治環境影響，而將印刷術的起源歸為“勞動人民的偉大發明”，強調這是由庶民需求的通俗文學或日常生產生活實用印刷品推動產生的。但辛德勇認為，這都是難以成立的，因為用印璽“印紙”與用雕版來“印刷”，看似接近，卻不是一回事，因為中國的印信是用作信用憑證而非出于廣泛流布的目的制作的材料；相反，他認為只有佛教密宗信仰那種“大量制作經文來念誦供養，以獲得功德福報”的觀念，才是雕版印刷產生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驅動力。不僅如此，他進而認為，“中國的印刷術，是在印度捺印佛像技術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換句話來說，即印刷術源出于印度”，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印度在約7世紀中葉出現的捺印方法。

    在此，他贊同藤田豐八、向達等前輩學人的觀點，不僅強調印刷術的大規模應用起源于佛教徒的宗教需求，而且認為其方法源自印度——最初可能是用模具制作小塔和經文后印刷在絹或紙上。但問題在于，印度在雕版印刷出現于中國數百年后，仍極少用紙，“而在其廣泛用于書寫的貝葉上面，卻不適宜捺印鈐蓋佛印或塔印”。結論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國普遍使用的紙張，為其提供了實際可能和新的發展條件”。

    這樣看來，印刷術僅僅是在輸入中國之后遇到了更適合的社會土壤而獲得大發展，但本身并非產生于中國社會，一如活字印刷源于中國而在西歐發揚光大。不過，在此需要討論的一點是：“印刷術”的界定到底是什么？在迄今未曾見到印度有早期印刷品出土的情況下，印度那樣捺印于沙或絹紙是否可算作是成形的印刷術？打個或許不恰當的比方，汽車的發明者一般公認是德國人卡爾·本茨，但組成汽車的關鍵部件如輪子、輪胎等根本就不是德國人發明的，在他之前也有英法等國科學家的實驗和設想，甚至內燃機和四沖程工作循環原理也都別人發明或提出的，本茨只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創制出第一臺二沖程試驗性發動機，最后將一輛三輪機動車申請專利而被視為汽車的發明者。甚至被視為西方印刷術發明者的古騰堡，現代學者也發現他僅是把原有熟悉的技術轉化為一套新程序，并首先將之做成一項產業而已。在這一意義上，說“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