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出版

　　《中華大字典》（1915）

　　《新式學生字典》（1917）

　　《國音普通字典》（1921）

　　《中華新式字匯》（1924）

　　《辭海》（1936）

　　《中華漢英大辭典》（1930）

　　《中華百科辭典》（1930）

　　《四部備要》（1920-）

　　《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1930）

　　《古今圖書集成》（1934-1942）

　　古籍出版善莫大焉

　　梁啟超曾說：“中國書沒有整理過，十分難讀。”上世紀20-30年代，受到當時社會出現的整理國故思想的影響，由商務印書館發端，中華書局緊跟而上，嘗試用現代出版技術來出版中國古籍，形成一個鼎盛時期，推動了古籍的新整理。解放后，中華書局因為在古籍出版上的影響力而承擔了全國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商務印書館先出《四部叢刊》影印本。影印的好處是和原書一模一樣，但印出來厚，成本也高。中華的《四部備要》就采用鉆印，成本大幅度降下來，并選取了買斷專利的杭州丁氏兄弟‘聚珍仿宋體’，字體雖小而勾畫清楚，造型秀麗，受到讀者的歡迎。中華書局做事情就是這樣，既為讀者省錢，又為讀者提供好的產品。”

　　在出版時，商務刊登廣告，說《四部叢刊》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本的魯魚亥豕，錯誤百出。中華針鋒對麥芒，在預約樣本中說可與宋槧元刊媲美，并刊出廣告，說自己的《四部備要》根據善本排印，經過多次校對，還訂正了原本錯誤，不像影印古本，有以訛傳訛之嫌。中華進而在《申報》刊出廣告懸賞，如有人能在達2億字之多的《四部備要》中指出錯誤，“正誤一字，酬銀10元”。后來果然有讀者來信指出其中錯誤，書局即付出酬金數千元，重印時得以改正。

　　在中華傳統中，刻書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行當，有行善的意義在里面。回看半個多世紀前的出版，熊月之說，“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何兼顧，在當時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問題。陸費逵曾說：書業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寶貴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齷齪的。此兩者之判別，惟在良心上一念之差。他覺得社會要發達，教育不能不發達，書業不能不發達，書業和文明是聯系在一起的。那時一批出版人的境界是比較高的，出版家和書商的區別就在這里。”

　　圖書館典藏沉睡的記憶

　　現在存放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前身為中華書局圖書館）內有一批名為“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的征詢表格。這是19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一個重要的社會團體少年中國學會向社會發出的，回郵地址就是中華書局。數量相當多的征詢表填好后，從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寄到舒新城手里。其中有兩份在建國后上繳了文化局，后被上調北京，分別出自毛潤之和惲代英。

　　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前身就是原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當時的大型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都有服務于民眾的意識，都設有對公眾開放的圖書館。中華書局在原有藏書樓的基礎上，于1925年擴建了自己的圖書館。藏書用鋼架，送書用電動機，藏書三十余萬冊，并設立理化實驗室、教具標本陳列室，非正式供應滬市學校免費實習。除了自己購買、收藏的書，在1937年到1949年之間，有蔣汝藻、鄭振鐸等藏書家在躲避戰亂之間，把自己的藏書暫存在他們所信任的中華書局圖書館。在這個圖書館里你還可以看到《古今圖書集成》影印本的5000冊雍正年間刻本的原本。原本的經歷非常傳奇，是從康有為手里買來的，為了提高影印的效率，中華書局將原本拆散，以原書九面拼裱成全開大張，每頁底稿與現今全開報紙差不多大小，投入大量人力對原本進行描修，用白粉涂去墨污，所以縮小拍照制版膠印后，字體雖僅老五號大小，也還比較清楚。

　　上世紀50年代，中華書局遷往北京，關于這個圖書館還曾有協議：所藏之書，凡有三個復本以上的，中華書局可帶往北京一本；只有兩個復本的不能拿，只有孤本的更不能拿。當時的藏書有近60萬冊，其中的許多書頗有故事，如張聞天從美國帶了一本房龍著《人類的故事》回來，譯成后交中華書局，但沒等到出版他就離開了上海，譯稿就在圖書館放著，又如巴金的《秋》的初印本（已經成為孤本）居然糾正了晚年巴老的記憶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