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始于中國隋朝的雕版印刷術、由中國北宋的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珂羅版并非源自我國，而是由德國慕尼黑的攝影師海爾拔脫于1869年發明。能得到國家如此重視，皆因其在古畫復制上的效果逼真。

    與文物出版社印刷廠不同的是，業界知名的古畫復制企業圣彩虹，采用的則是全數字化的制作工藝。兩家企業的古畫復制效果，均曾被權威的專家評價為“下真跡一等”。

    筆者不是專家，絕不敢妄言上述企業的工藝，其復制效果孰優孰劣，但毫無疑問，兩家企業，包括多年來以堅持用珂羅版技藝進行莫高窟諸多石窟壁畫臨制的東方寶笈，及擁有已經入選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推薦項目的木版水印畫技藝的榮寶齋等企業，他們多年來的奮斗經歷，有許多故事傳為美談，最感動的是，凝聚著讓人敬佩的傳承中國藝術精粹的使命感。

    這便是文化和藝術的魅力，使得參與者醉心其中，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青春，“嫁”給了藝術傳承的偉大事業，東方寶笈的李東方女士便是一例。

    上述技藝，面向古代書畫乃至石窟壁畫，可謂離藝術瑰寶近在咫尺。工藝精湛的高仿復制品、臨制品，具有收藏價值，乃至藝術價值。而當代社會的批量化印刷，當然談不上收藏價值，但書籍的字里行間，紙墨飄香，開卷有益，早已沁入心扉、存入記憶、揮之不去�？梢哉f，即便是最普通的四色印刷機，其承印出來的書籍，也參與了文化傳承的過程，這是印刷業本質和基本的文化屬性。

    這正是印刷人的力量源泉；這正是印刷人的信念；這正是印刷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后人的自豪感。這力量、信念、自豪感，理應可以感動和震憾更多人。當然，毫無疑問，印刷人需要擁有另一份自豪感，就是成為綠色印刷使者的自豪感。

    印刷人在理解、貫徹、執行政府政策標準的同時，萬不可失去這種力量、信念、自豪感，籍此，去與政策標準制訂者作更多的交流和溝通，謀求他們對印刷業實際情況有更多理解，或許，會更快達成“雙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