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傳，我們共同的擔當
　　
　　一部中華書局出版史，記載了多少作者、編者、出版者為書香永駐共同擔當的佳話，留下了多少為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相挽前行的剪影。
　　
　　百年中，幾代文化大家，或受聘來局，或特約著述，將才智乃至畢生心血澆灌中華書局的繁茂之林。為作者提供和創造各種寫作條件，使一切有真才實學的、下過功夫的作者的著作，都能夠得到出版的機會，始終是中華書局編輯們的自覺。
　　
　　《辭海》主編舒新城珍藏的毛澤東、惲代英“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引出當年陸費逵四處奔走，懇切延請由李大釗等人創辦的“少年中國學會”加盟中華書局，共同策劃推廣新文化運動出版物的一段往事。
　　
　　而編撰者汪朝光寫在《中華民國史》出版之際的一段文字似杜鵑啼血，呈現了為一部傳世著作的出版，作者、編者、出版者的嘔心瀝血：“一部民國史，做了近40年。實際上，這也是民國史學科從無到有，從‘險學’到‘顯學’的40年，是民國史圖書出版從‘冷門’到‘熱門’的40年，更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遷、學術文化界從萬馬齊喑到風雷激蕩的40年。《中華民國史》的編纂見證了這一切，也反映了這一切。而這其中，有前輩學者和出版人的努力，也有年輕一代的付出。40年間，參與編寫工作的李新、李宗一、孫思白、姜克夫、彭明、夏良才、周天度、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中華書局參與出版工作的李侃、何雙生等也已離去。”
　　
　　著名記者、時事評論家陶菊隱先生的回憶，則描述了作者與中華書局間的相濡以沫：“1945年日寇投降后，新城繼續鼓勵我修改舊作《六君子傳》，并介紹我到中華圖書館借閱書刊，收集有關資料，以提高其質量。中華圖書館所藏書報甚多，我去借閱時，管理人樓、陳諸公給了我很大的便利，深為感幸。《六君子傳》脫稿后，我又繼續前往收集資料，寫成《督軍團傳》、《蔣百里傳》等書，均承中華編輯所審閱出版。”
　　
　　如今已是著名學者的袁行霈先生，向記者講述了心中的珍藏：1963年，時任中華書局總經理兼總編輯的金燦然向他約寫“知識叢書”中《陶淵明》書稿。當時27歲的他，只是北大一名青年教師。書稿寫作蹉跎。先是政治運動的干擾，后則因追求完美的寫作，直到2000年，袁行霈將《陶淵明集箋注》書稿交給中華書局，才了了一樁心愿。“數十年中，書局的編輯從未催促過我，只是關注著我，不斷送來書局的稿紙。中華書局一直都有這樣的傳統，對年輕的學者很扶持，而且能體諒作者的艱辛。”學者安作璋的感動同樣持久：“初稿寄回來修改，除了邊頁上寫的鉛筆字和各種符號不算，單是粘在書稿里面的寬窄不等的大小紙條就有80余條，每條上都密密麻麻地寫滿了蠅頭小字。這些都是有關修改意見和應注意的問題。”
　　
　　不斷生長的記憶，接起百年歲月，續寫著中華書局與她的作者之間一個世紀的學術情誼。
　　
　　“……因為沒有禮堂，也沒有較大的會議室，每次全體職工大會就在小院的天井里開，人們有的坐在臺階上，有的搬個凳子坐在角落里，有的坐在窗臺上。一眼望去，不是禿頭頂、長胡須，就是駝背腰。青年人簡直寥寥可數。”后來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的李侃記錄的是1958年中華書局重組之時的境況。
　　
　　為組建一支勝任古籍整理出版使命的編輯隊伍，金燦然忍辱負重。他奔走于書局與北大之間，推進古籍整理人才培養，參與教學方案制定，延攬專題課教師，調撥圖書資料，“通知我們到中國書店的書庫里挑書，書款統由中華書局結算。此后，中華書局每出一種新書，都寄贈本專業圖書室。”時任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副主任的陰法魯教授曾回憶說。
　　
　　學校培養難解人才缺乏燃眉之急。金燦然又以過人的膽識提出“人棄我取，乘時進用”，不拘一格招徠人才和學術權威，陸續調進了錯劃為“右派”的近二十人，發配到蘭州大學的北大教授楊伯峻便是其中之一。“中華書局接到我《論語譯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審查并任責編。當時，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膽！”
　　
　　讓楊伯峻沒想到的是，此后，金燦然又頗費周折將他由蘭州大學調入中華書局，為此還挨了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