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中小學教學的數字化將會給中國出版帶來怎樣的影響，教科書的無紙化將會是出版業難以承受的劇痛嗎？
　　
　　值得指出的是，網讀并非“紙讀”，就“深閱讀”而言，沒有任何一種載體能夠取代紙張。
　　
　　中小學教學的數字化將會給中國出版帶來怎樣的影響，教科書的無紙化將會是出版業難以承受的劇痛嗎？現在，這種看似杞人憂天的擔憂，或許正漸漸變成為一種可能。
　　
　　不遠之變局
　　
　　據《韓國先驅報》報道，韓國教育部于7月1日公布了名為“智能教育”的項目計劃，該計劃著力于在2015年之前，將中小學所使用的全部教科書數字化，使這些內容可以呈現在計算機、互動黑板、平板電腦和智能電視機上。所以，照此計劃，未來數年之內，傳統的紙媒教材將有可能在韓國消失，“背起小書包，我去上學校”的情景也將可能不復存在。
　　
　　看完這則報道，或許會有人羅列出中韓兩國的種種差距，比如，中國地域遼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又如，中國的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水平與韓國有相當大的差距，等等，并據此認為，韓國推行中小學教育數字化、無紙化，并不必然意味著中國教育也將如是效仿。這種分析的確不無道理，只是，韓國政府推行“智能教育”的初衷，一者是為了實現教育的便捷和多樣化，二者是出于節約紙張、減少資源消耗、保護自然環境的考量。在這兩個目的之間，前者姑且不論，唯獨后者，中韓兩國同樣屬于資源匱乏國家，就減少消耗、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緊迫性而言，我們自己并不亞于這個鄰國。
　　
　　事實上，紙張僅僅只是人類眾多的媒介載體之一，在傳播媒介進化的歷史之中，從語言媒介到最原始的書寫媒介，如泥板、石頭、樹葉、樹枝、甲骨、羊皮，再到具備書籍雛形的簡牘、簡策、帛書、帛卷，直至紙張媒介，人類傳播媒介的進化始終遵循這樣三個基本準則：使用的便捷性，復制的經濟性，傳播的高效性。正因為如此，自公元105年東漢蔡倫發明了以樹皮為原料的紙張之后，紙張媒介因為使用的便捷、復制的經濟和傳播的高效，迅速取代了此前所有的媒介載體，并在此后的近2千年時間里，始終是使用面積最廣泛的主要媒介載體，即便19世紀之后陸續出現了廣播（聲音媒介）、電影電視（聲像電子媒介）以及互聯網（網絡媒介），都沒能取而代之，都沒能撼動紙媒的主體地位。
　　
　　可是時至今日，面臨能源消耗、資源枯竭、環境保護的約束，紙張的生產體現出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外部性（經濟學術語，造紙所產生的污染排放就是一種典型的經濟外部性），其實，紙張價格的上漲，既是造紙企業采用環保技術，使得外部成本向內部回歸，也是市場經濟價值規律通過價格上漲，發出減少紙張消費的信號。在紙張使用的邊際成本逐日遞增的前提之下，紙媒最重要的優勢——復制經濟性，開始被逐漸削弱。毫無疑問，數字媒介在使用上將更便捷、傳播上將更高效，當然，復制上也更經濟，這些都將決定數字媒介是未來媒介載體的發展方向。對傳統紙媒出版產業而言，不論我們能否接受，媒介載體的變革方向，恐怕將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唯一的問題是，這種轉變會有多快，傳統紙媒出版業能否有充足的時間來應對這一變局。
　　
　　如果失去教材，出版將會怎樣
　　
　　那么，我們不妨大膽地做這樣的假想：如果失去教材，出版業將會怎樣，又該如何應對？在媒介載體變革的大背景之下，這樣的提問顯得必要而且緊迫。
　　
　　第一，或許，我們將失去整個產業最重要的利潤源。長久以來，中國出版一直是一種以教材教輔為支柱的產業結構，無論在總量規模，還是利潤比重上，教材出版始終占據絕對份額。以2009年為例，2009年近24萬種一般圖書的總印數為37.88億冊，而6萬多種課本的總印數則達到32.35億冊，且不論這37.88億冊一般圖書中，還有相當部分會最終淪為庫存。同樣，據開卷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國零售市場，教材教輔銷售量占市場總體的冊數比重高達32.45%，如果考慮到開卷監控系統之外龐大的教材系統銷售量，這個比重會大得驚人，一般估計教材的產業比重應該能夠占到60%以上，所以不難想見，一旦失去教材，出版業將遭遇怎樣的尷尬窘迫。
　　
　　第二，中小學教育數字化、無紙化，將影響到我們最重要的一般圖書市場——青少年圖書市場。根據開卷報告，2009年少兒類圖書占總市場的冊數比重為18.6%，是除了教材教輔市場之外，所有一般圖書市場中，比重最高的分類市場。可是，一旦教育數字化、無紙化，青少年閱讀習慣將會隨之發生變化，對電子閱讀的適應，將減少他們閱讀傳統紙媒出版物的時間，進而逐漸改變他們的閱讀習慣，逐漸擠壓傳統青少年圖書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