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最后的個案

　　——中華書局上海總廠的前世今生

　　1935年，中華書局位于上海市澳門路477號的新印刷廠竣工(時謂上海總廠)，徐悲鴻特畫巨幅奔馬，題曰“日進無疆”，以賀新廈建成。是年底，中華書局總辦事處、編輯所、印刷所、圖書館陸續遷入，開始向解放前中華書局發展史上的最高峰邁進。實際上，新的中華印刷廠原擬設在楊樹浦，并早已在平涼路購進土地數十畝，19

　　32年的“一·二八”轟炸，商務印書館慘遭厄運，中華書局創始人、總經理陸費逵深以為惕，他預料中日不久必有戰事再起，而平涼路地處租界東區，絕非安全之地，故改新址于澳門路。后印刷廠果萬幸避過日軍炮火，七十余年來雖飽經滄桑卻始終生生不息，為億萬國人印制了大量雜志、教科書、典籍、圖冊等。

　　也是在1935年年底，中華書局總辦事處通告各地分局，用“新廠建成紀念”名義，在全國廉價售書兩個月。篤信風水的陸費逵特意指示，切勿用新廠“落成”字樣，蓋其以“落”字不吉利而諱言之。陸費逵生命中超過半數時間是與中華書局聯系在一起的，這位窮畢生心力關切書局畏其不壽的近代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不會料到，75年后，他親為勘址一手締造的上海總廠，也是中華書局中興的重要基地，竟會以一種自己斷然想不到的方式“落幕”———2010年5月底，這里已變身為“中華1912創意園”，將“立足為(上海市)普陀區現代商業提供有形載體”，打造“辦公、商務、公寓三空間”，“為國內外創意產業公司提供專業的市場服務”。

　　一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由陸費逵、戴克敦、陳寅籌備的新書局，也選擇這一天，在上海宣告成立，名為“中華書局”。2月，中華書局出版了民國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套新式教科書，以其內容合乎共和國體制，“開業之后，各省函電紛馳，門前顧客坐索，供不應求”(陸費逵：中華書局二十年之回顧)，“幾乎獨占了中小學教科書市場”(《中華書局大事紀要》，錢炳寰，中華書局)。

　　借此東風，中華書局迅速擴張，不僅在教科書市場繼續攻城略地，并憑著對時局的把握，開始大量出版傳播中西方文化的書籍與雜志。至1916年，中華書局已在全國擁有分支局40處，職工2000多人，一躍而成為能與商務印書館相較量的中國近代第二大民間出版企業。

　　王建輝曾在《商務與中華：中國近代出版的冠軍與亞軍》一文中如此比較兩家之競爭： “在經營格局上，雖然編、印、發體系大體相同，但中華在印刷方面后來居上，其機器設備更為先進，承接了大部分的彩印業務。中華還在報上刊出過廣告，題曰《中華書局之印刷何以最精美》。王云五的商務在30年代放棄了印刷后，中華的印刷更是取得了優勢。這也導致了兩家在后期經營格局上的不同面目。”

　　印刷業務成為中華書局尤為看重者。

　　二

　　1919年到1921年，在度過1917年的“民六危機”之后，中華書局經過擴充設備，營業重獲發展。其后印刷業務對中華書局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簡明中華印刷通史》(張樹棟、龐多益、鄭如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載，陸費逵一向重視印刷，曾多次赴日考察出版及印刷事業，并由此受啟發，很早就開始關注有價證券的印刷業務。1927年，中華書局承擔了為國民政府印刷債券的業務，使營業額增至四百萬元；1932年，技術先進、設備完善，當時號稱遠東第一的九江印刷廠建成投產，并購入印鈔設備，大規模承攬為政府印刷有價證券的業務，使營業額驟增至一千萬元；1933年中華書局又在香港建立了大型鉛印廠。“大量小額鈔券和有價證券的印制，給中華書局帶來的是高額利潤，為中華書局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1935年底，上海澳門路新廠建成投產，規模更加擴大。1936年，中華書局的圖書出版達到空前絕后的最高峰，出書種數1118，冊數2279。舒新城等主編的《辭海》(上)、梁啟超的《飲冰室合集》等重要圖書均在這一年出版。1937年春，中華書局“擴充資本，一次增足為400萬元”，年營業額約為1000萬元，全國各地分局四十余處，滬、港兩廠職工達三千余人，彩印業務為全國第一，印刷設備之新，當時號稱亞洲第一。編輯所編輯有二百人之眾。《辭海》下冊也在這一年出版。中華書局達至全盛時期。陸費逵聲譽日隆，成為全國出版界的巨擘，當選上海書業同業公會主席。

　　13歲進書局雕刻課學習，后做到香港中華書局印刷廠廠長兼技師長的趙俊曾撰文，將中華書局發展印刷業務分為三個階段：一、印書；二、印刷商業應用品；三、印刷有價證券。并說“一、二兩項印件實不足以應付公司之龐大開支，乃力求向印刷有價證券發展，也造就了許多印刷人才。”

　　開明書店創辦人章錫琛也曾對中華書局重視印刷業務作下述評價：“‘商務’原是從印刷業擴展到出版業，不但歷來出版界占有優勢，在印刷界也聲望最大。……王云五放棄了印刷業，讓‘中華’不費力奪取了他們的地盤，眼看著‘中華’在出版業衰落時期專向印刷方面發展，把公債卷和紙幣的印刷包攬到手，獲取大量利潤。”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進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出版業務受嚴重影響，上海總廠和編輯所停工，陸費逵將大部職工遣散，將總局遷往昆明。據陸費逵小女兒陸費銘琇回憶，是年11月，陸費逵從友人處聽說偽維持會將公布的名單中有自己的名字，非常憤慨，決定必須在名單公布之前離開上海。11月5日傍晚，陸費逵攜家小避居香港，在香港設立中華書局辦事處，積極趕印書籍，供應抗戰后方。1941年7月9日，陸費逵因心臟病猝逝于香港。

　　抗戰期間，上海中華書局以美商永寧公司名義為掩護，維持營業。

　　1954年經公私合營改造，中華書局總機構遷京，加掛財經出版社牌號，上海澳門路原址留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辭海編輯所，圖書館、印刷廠等。70年代，上海出版局在兩個編輯所的基礎上先后建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辭書出版社，并將兩社及圖書館分別安排新址，原址全部留給上海中華印刷廠(1998年改為有限責任公司)，投資建設現代化的彩印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