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訊：游上

　　唐宋時期，成都楮紙一下成了市場的新寵，用途廣泛，費著《箋紙譜》說：“凡公私簿書、契劵、圖籍、文牒”，皆用楮紙書寫。尤其是在宋代，高質量的成都楮紙，還被朝廷指定為印制紙幣的專用紙。凡用于印制紙幣的楮紙，均由官方監制，抄紙工人也全都納入政府編制。

　　成都楮紙成新寵

　　蘇東坡《鷓鴣天·陳公密出侍兒素娘》詞曰：“嬌后眼，舞時腰，劉郎幾度欲魂消。”所謂劉郎，源自南朝劉義慶《幽明錄》中的傳奇。說是劉晨、阮肇二人在山中遇見兩個陌生的美女，并受邀至美女家中，“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脆，令人忘憂。”大約住了半年，劉、阮二人才告別美女，下山回家，此時“親舊零落，邑屋改變，無復相識”，子孫已歷七世。

　　劉、阮二人遇仙女的奇緣，《幽明錄》是這樣開頭：“漢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臺山取榖皮。”這里有一個疑問，劉阮二人“取榖皮”來做什么？有學者考證，這是為了造紙。榖，木名，即楮樹，成都人稱為構樹。《說文》曰：“榖者，楮也。”根據劉郎傳奇來推斷公元一世紀就以楮造紙，目前還有爭議。不過，在《幽明錄》作者所處的南朝，用楮造紙應是事實。陶宏景《名醫別錄》說：“楮，即今構樹也，南人呼榖紙為楮紙。”賈思勰《齊民要術》曰：楮，“其皮可以為紙者也。”書中還詳細記述了種植楮樹的方法。估計是楮紙工藝還處在探索階段的緣故，南北朝時期的楮紙沒有什么特色可言。

　　到了唐代，成都發達的造紙業和紙工的智慧，改變了楮紙無人問津的命運，成都楮紙一下成了市場新寵，用途廣泛，費著《箋紙譜》說：“凡公私簿書、契劵、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皆用此紙）。”

　　楮紙名品有四色

　　宋應星《天工開物》記載的造楮紙法是：“凡楮樹取皮，于春末夏初剝取……楮皮六十斤，仍入嫩竹麻（竹纖維，“麻”為形容詞）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漿涂，入釜煮糜”，然后漂洗、舂搗成紙漿。與宋應星的說法稍有不同，成都人沒有添加竹料，而是盡用楮皮。《箋紙譜》記載：“廣都（成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為之。”《箋紙譜》還詳細記述了四大品牌楮紙名的由來：廣幅而不用白粉者，叫做假山南；狹幅而用白粉以漿涂紙面，再砑光（用石磨紙面），使紙質白凈者，叫做假榮；造于冉村，用村邊溪流的清水洗滌紙漿，紙質潔白者，叫做冉村；造于龍溪鄉，輕細柔韌者，叫做竹絲。“而竹絲之輕細……視（比）上三色價稍貴。”

　　宋代，成都楮紙銷量和影響力甚至超過麻紙。究其原因：一是楮紙工藝日臻完美，二是成本低于造麻紙。麻既用于造紙，也是織布原料，宋代朝廷在四川采取先支付布錢給百姓的所謂“和買”方式，盡量多收購麻布，鼓勵百姓多織麻布，以供士兵的春衣。于是用麻作紙料的數量大幅減少，麻的價格也隨之上漲。相反，造楮紙，在將楮樹皮剝下用于造紙外，其余的則當做柴火，足夠煮樹皮之用，可謂兩全其美。

　　凈眾寺旁造紙幣

　　成都楮紙在歷史上有驕人地位，還在于它被兩宋政府定為紙幣專用紙。自北宋初期，由成都16戶富商集資36萬緡做保證金，在世界上首次發行紙幣交子，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特設成都交子務，改由官府發行，面值由臨時填寫改為定額，至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為止，共發行42屆官營交子。自43屆起，將交子名改為錢引，寶祐三年（1254）又改稱會子。無論是交子，還是錢引，或是會子，宋代發行的這些紙幣用紙，均采用成都特制楮紙，所以宋人常將紙幣稱作“楮幣”，或“楮券”，也簡稱“楮”。如宋人方回《憶我》詩：“朝廷易楮幣，百姓駢嘆吁。”宋人華岳《述懷》詩亦云：“楮券不堪供虜幣，沙籌那解足軍糧。”

　　費著撰寫的《楮幣譜》記述了宋朝“大觀元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之后，在成都印制紙幣之事。其“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后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1163），使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凈眾寺。紹熙五年（1194），始創抄紙場于寺之旁，遣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可見，印制紙幣的楮紙，由朝廷派來的京官監制，抄紙工人也全都納入政府編制，算是央企員工。僅位于成都西郊凈眾寺特制楮紙工場的員工，就近百人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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