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強調，當期中國制造企業面臨的產業鏈阻斷、出口訂單減少以及由此而來的生產停擺主要是疫情造成的，與國外政客叫囂的脫鉤及撤資關系不大。疫情之下，全球產業鏈面臨重新洗牌，但這表現為全球產業鏈的結構性重構，而并非搬遷式重構。

全球產業鏈將在市場規律的引導下，向垂直整合、更多元化、更具韌性的方向變遷，并不會像西方少數政客所希望的那樣出現與中國的脫鉤。

  在黃奇帆看來，產業鏈從中國搬遷回美國存在不可逾越的五大困難：其一，產業鏈重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難以保障；其二，產業重建的配套產業集群在美國無法輕易建立；其三，產業工人的成本與素質難以平衡；其四，美國以服務業為主、制造業占比僅13.5%的經濟結構不利于制造業發展；其五，制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也難以配套。

  他援引摩根士丹利的報告指出，經此一疫，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以上才能恢復元氣，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搬遷產業鏈帶來新的資本開支；中國在疫情之下展現出高效的管理能力，加上中國制造業產業鏈集群無可替代的優勢，使得這次危機之后，中美貿易摩擦以來出現的產業鏈搬遷的苗頭反而出現了明顯的放緩趨勢。

  黃奇帆表示，中國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場規模，近幾十年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70%以上的產品是在中國市場銷售的，這些企業更不會遷出中國。

  他指出，中國制造業需要揚長避短，把握住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的機遇。

  其一，中國要健全產業鏈，補齊短板，擁有產業鏈集群是中國制造業的殺手锏，但要警惕在關鍵核心環節被人“一劍封喉”；其二，啟動國內經濟循環，鼓勵出口型企業轉向內銷，他建議對出口轉內銷的產品應視同出口，不收增值稅，或同樣享受出口退稅的優惠；其三，鼓勵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用新技術開發國內市場；其四，發揮跨境電商作用，10年以后，1/3的貿易量會通過跨境電商來完成，要增強中國跨境電商平臺服務不同國家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能力；其五，努力擴大進口貿易總額，實現進出口平衡發展，他建議通過降低關稅，把2.1萬億美元的進口逐漸上升到2.6萬億，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從而減少貿易摩擦，并在商品定價權與人民幣貿易清算中掌握主動。

  黃奇帆認為，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市場是王牌，產業鏈是王牌中的王牌，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是一個基本牌，核心技術補齊短板是關鍵牌，深化改革開放是中國永遠的底牌。

  中國必須打好這五張牌，這不僅能促進中國經濟發展，還能用實際行動回應西方政客的外資撤資論，逆全球化等言論，中國也一定會突破技術封鎖，補齊產業鏈短板，將中國制造的產業鏈集群打造成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以下為21世紀經濟報道整理的黃奇帆在5月27日浦山講壇上的演講，全文略有刪節：

  在疫情帶來的全球危機下，美國等國的政客針對中國提出了“撤資中國”，“產業鏈去中國化”，“脫鉤論”等觀點，并做了一系列的小動作。我們要保持定力，以穩定謀發展，以創新尋找出路，以開放拓展市場，不懼怕西方少數勢力對中國的敵視，通過練好內功，廣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機遇。

  為此我在這里從三個方面分析這個問題。

  產業鏈搬遷回美國五大困難不可逾越

  第一方面，市場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手段。脫鉤、制造業外遷等都不符合市場規律，只不過是一些政客們的主觀臆想。當前全球水平分工的產業鏈布局和供應鏈結構是全球生產要素以市場化方式自由流動的最優化配置，在疫情發生前具有相對的穩定性，疫情發生以后雖然會打破這種穩定性，但跨國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產要素時會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疫情所帶來的產業鏈調整也必然是要符合市場規律的，而不會以少數政客的意愿而轉移。美國等外資企業如果從中國撤資，就需要轉移生產基地，在美國和其他地方重新建設生產設施，尋找產業鏈配套上的新伙伴。這一過程對這些企業而言成本高昂，并且存在難以逾越的困難，我認為這些困難表現在5個方面：

  第1，產業鏈重建所需要的資本投入難以保障。疫情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年，很多企業的業務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現金流極其緊張，很少有制造企業能夠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資重建工廠。美國說要給撤資搬遷的工廠幫助，其實也就是補貼搬遷費，這難以給予這類企業相應的投資全額補貼。而資本市場也因為企業業績下滑失去了為搬遷這些企業融資的能力。所以僅僅為了政治目的，而讓企業冒著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的風險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也是不合理的，企業是不會跟進的。

  第2，產業重建的配套產業集群無法輕易建立。如果一家企業遷回美國，不僅僅是一家龍頭企業的遷移，還必須要有產業鏈上企業集群的配套跟進。在制造業分工如此細致的市場環境下，一家制造業企業通常都有成百上千個配套企業，這些配套企業大多不可能搬遷到美國，而失去原有配套企業會導致搬遷企業產業鏈斷裂，制造成本急劇上升，這也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正是基于這一點考慮，特朗普三年前就要求庫克把蘋果的生產基地從中國搬遷回美國，庫克明確地多次表態，這是不可能的。疫情前三年，他都沒搬動，疫情后，現在狀態下再要搬遷是更加困難。

  第3，產業工人的成本素質難以平衡。制造企業的全球選址不僅要考慮選址地的勞動力成本，還要考慮勞動力素質。與中國產業工人相比，歐美勞動力成本較高，東南亞等勞動力成本盡管比我們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質比我們差。中國經過近40年的工業化、信息化進程，產業工人既有較高素質，同時在成本上還有比較優勢。中國包括農村在內的所有年輕人，高中畢業、中專畢業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經達到90%，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素質也是相對較好的。

  第4，美國的經濟結構制約制造業發展。想要發展某些產業，不僅要考慮政府機構的主觀意愿，還要考慮國家的經濟基礎，包括金融結構、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等等。美國的產業結構中超過80%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工業制造只占13.5%。那么它的工業制造品大量依靠進口，它的產業結構并不適合發展制造業。甚至從金融角度講，正是因為大量工業品進口，才能夠通過進口支付把美元撒向全球，獲取全球的造幣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美國如果自己去搞大量的制造業，美元作為全球霸權的貨幣地位將會受到影響。

  第5，制造業發展的基礎設施也難以配套。總體上看，美國的基礎設施還是優越的，但是這些設施往往都是服務于第三產業發達的城市人群的，而在服務于工業的鐵路、港口、信息網絡以及工業區所需要的我們所謂的“七通一平”等基礎設施上，由于美國這些年工業制造業的衰退，已經變得很不完全、很不完備。短時期建設這些設施，需要政府或者企業天量的投資，這也是基本不可能實現的。比如通信，美國的通信設施，不管是4G還是3G的基站，包括現在要搞的5G基站，在大城市可以，但到了郊區——所謂“搞工業”的地方——其通信能力就差得太遠，這是因為美國電信公司是私人的，對于通信密度不夠高的、投入產出低的地方，他們不愿意去投資。

  所以整個美國4G基站只有40多萬個，而中國有460萬個，我們雙方的國土面積是差不多的，它的基礎設施是比較薄弱的。

  綜上所述，全球產業鏈的重新洗牌，并不會像西方少數政客所希望的那樣出現與中國脫鉤，而是要在市場規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整合的方向，更多元化的、更具韌性的方向發展。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制造的優勢已經被全球產業界所承認，既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完備的工業基礎設施，又具有配套齊全、綜合成本較低的優勢，也具備了支撐全球產業鏈變革的基礎。此外，中國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場規模，這幾十年投資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其產品的70%以上是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剩余30%是外資企業生產出來出口的，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撤離中國，對這些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來說，等于丟棄了他們70%的市場份額，這也是確保全球產業鏈留在中國的決定性因素。

  疫情放緩了貿易戰以來的產業鏈搬遷苗頭

  第二方面，疫情之下，全球產業鏈表現為結構性重構，而并非搬遷式重構。最近20年，世界制造業的發展，形成了全球產業鏈的水平分工結構，但是這種水平分工導致產業鏈環節過多，運輸距離過長，也會造成物流成本高、運輸時間長，從而增加全球產業鏈斷裂的風險。一旦遇到自然災害、社會動蕩、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機，就會打破產業鏈平衡，從而給全球制造業帶來災難性的沖擊。面對這種脆弱性，疫情之后，產業鏈重構最合理的方向是讓這種產業分工能夠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

  產業鏈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內，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實現垂直整合的生產關系，是提高全球產業鏈抗風險能力的產物。產業鏈集群的結構性重構，要讓全球最優秀的企業聚集到具有一定產業基礎的某些區域，產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參與國的企業分享，所以它也是國際化水平分工的。

  當前擔心疫情引發產業鏈搬遷之聲不絕于耳。

  摩根士丹利公司最近有份報告，我看了以后深以為然。這份報告指出，通過與產業鏈上的實際決策者、跨國企業主們的交流，報告發現這次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所謂的產業鏈搬遷趨勢，這個非常重要：貿易戰的時候，也就是疫情之前，有一批企業在貿易摩擦的鼓動下的確有搬遷出中國的苗頭，但是疫情之下，這種搬遷需求反而放慢了，甚至停頓了下來。

  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在全球衰退的陰霾下，無人愿意再投資。經此一疫，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以上才能恢復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也具有薄弱環節，風險很高，容易被疫情、匯率、債務等因素引發連鎖反應，增加市場風險。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不是搬遷帶來的新資本開支。摩根士丹利的調研發現，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這些意向當前紛紛被延期。第二，中國制造業產業鏈集群上的優勢是無可替代的。以TMT產業鏈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在復工中展現出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于其他新興市場的制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后僅僅兩個月后，中國就控制住了疫情，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不論是紅黃綠碼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于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比如東南亞等地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的狀態。還有一點在跨國企業的調研中非常明顯，就是疫情促使下一階段產業更重視云服務、物聯網、遠程服務等數字基建。

  中國恰巧正在5G、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加速，中國未來的基礎設施正在得到加強，而非削弱。所以這一次全球產業重構一定不是簡單的搬遷，而是根據先進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礎設施、營商環境等生產要素進行結構性的重新配置，并基于此創新出產業鏈集群垂直整合的產業結構。在這一點上，我相信跨國公司企業家的理性，而不會跟著政客們的叫囂變成一種莫名其妙的潮流，他們一定會理性地布局新的產業鏈、推動全球產業鏈結構性重構。

  對于中國的制造企業來說，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目前產業鏈阻斷和進出口訂單的減少而導致的生產停擺主要是疫情造成的，與所謂的脫鉤和撤資關系并不大。我們應該對自己的優勢有底氣，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難。好像現在出現的問題都是美國政客們叫囂的脫鉤造成的，好像疫情對我們帶來的沖擊倒是問題不大。所以我們要審視度勢，重新思考全球產業鏈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國在制度上的優勢，進一步夯實產業鏈集群化發展的基礎設施，積極布局基于新技術的產業生態，推進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

  中國要打好“五張牌”

  第三方面，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重構過程中的機遇。我這里想講五條措施。

  第一，健全產業鏈，補齊短板。我們產業鏈上有一些短板，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短板、容易被人家“一劍封喉”的短板。一旦面對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產業鏈存在斷裂的危險。所以面對疫情下的全球產業鏈重構，我們應該倒逼自己盡全力將產業鏈中的一部分舉足輕重的零部件環節實現本土化，運用科技創新實現技術和工業突破，以產頂進。擁有產業鏈集群是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殺手锏，越是在當下的全球產業發展格局下，越要健全產業鏈，抓住關鍵問題，補齊短板，凸顯勞動力成本、供應鏈成本、營商環境等優勢，完善產業鏈配套設施，吸引更多全球優秀企業加入我們的產業鏈集群，用更大的開放抵御“去中國化”的錯誤思潮.

  第二，啟動國內經濟循環，鼓勵出口型企業轉向內銷。中國去年出口了2.6萬億美元，隨著世界疫情的擴張，今年一季度我們的出口額降低了11.4%。第二季度的情況應該會更差。因為一季度的時候，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疫情還沒那么嚴重，他們的生產還在運行，還在采購我們的貨；但是二季度，全球很多國家進入了“癱瘓”狀態，它們對中國的進口正在減少，出口訂單就會大量丟失。在全球疫情可能還會持續較長時間的情況下，這些出口企業會出現訂單長時期驟減，資金鏈斷裂的極度困難。中國的出口涉及到國際上的疫情治理，現在全球的新冠疫情確診數已經超過500萬，我認為到6月底可能突破800萬，全年會在1500萬人以上。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針對長周期訂單低迷的狀態制定策略、改變策略，加快啟動國內經濟循環，鼓勵出口型企業把自己的產品根據國內市場的需要進行改造，擴大內銷份額。需要注意的是，我們的出口是退稅的，很多產品本來是在不含稅的成本下開展出口業務的，現在內銷的話如果去收它13%增值稅或者其他稅的話，它的成本上可能不適應國內銷售，所以對于這部分出口轉內銷的企業，可以在一個時間內給予特殊政策：出口轉內銷，視同出口，不收增值稅，或同樣享受出口退稅的政策。

  第三，鼓勵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用新技術開發國內市場。中國的人口基數、自然資源、GDP水平決定了中國自身市場巨大，各行各業都存在著大量的基于新技術的市場空間。比如我們現在能源行業，中國每年要進口大約4.5億噸石油，我們自己生產了2億多噸，總的消耗6億多噸。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能源需求還會進一步增長，也許以后要增加到7億噸、8億噸、9億噸，如果增長了以后，增加的訂單都依賴進口，變成一年4.5億、6.5億、7.5億的進口，這樣的能源結構是不安全的。而事實上，中國具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煤炭儲量，每年的煤炭產能在50億噸，實際的煤炭產量現在去庫存壓在38億噸-40億噸，也就是說我們的煤炭產能是富裕的、閑置的。如果用煤炭來代替石油，作為化工原料是有發展空間的。無非大家是感覺煤炭污染嚴重，比石油化工污染要大。那么怎么樣努力研發煤炭的清潔利用技術？在清潔工藝的前提下，如何發展煤制氣，煤制油、煤化工？比如神華集團在寧夏搞的煤制氣、煤制油是一流水平的，而且我去看過它的工藝流程，都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我覺得這些企業應該發揚光大。如果我們中國用多出的10億噸煤炭搞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氣，那么我們原油的需求量可能就省掉1億多噸-2億噸。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中國汽車每100人保有17.9輛，與發達國家相比——他們一般是每100人30輛汽車——我們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尤其是隨著新能源汽車的普及，以及汽車產品自身向數字化平臺的變革，汽車產業還有巨大的成長空間，并將極大地帶動中國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

  第四，重視網絡空間的市場價值，充分發揮跨境電商的作用。疫情期間阿里巴巴、京東這類電商企業營業額沒有出現下降，反而逆勢上揚，充分說明網絡空間形成的市場與傳統的市場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間前者能夠部分避免因為物理隔離帶來的交易障礙，所以要進一步發揮中國在跨境電商平臺上的優勢，增強跨境電商平臺服務不同國家市場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幫助他們加入跨境電商平臺，增加中國的貿易進出口量。可以做一個判斷：10年以后，全世界的貨物貿易量1/3是傳統貿易的形式，1/3是我們過去幾十年形成的加工貿易，還有1/3會是通過跨境電商的貿易來完成。所以這地方潛力巨大。此外，我們國內電子商務可以說是世界最發達的，但這些電商的業務量百分之八十幾都是國內貿易，而國際貿易只占阿里巴巴的全部貿易量的10%左右。阿里巴巴國內的貿易總規模比亞馬遜要大得多，但亞馬遜網絡平臺上的國際貿易量是阿里巴巴的4倍多，說明我們的跨境電商做的還不夠，把這一塊做上去也會拓展我們的貿易市場。

  第五，努力擴大進口貿易總額，實現進出口平衡發展。去年中國4.6萬億美元進出口，其中差不多2.5萬億是出口，2.1萬億是進口。我們一方面進出口貿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貿易也是世界最大的，這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進口國2.6萬億，中國進口額與其差5000億美元，如果我們通過降低關稅、擴大進口把2.1萬億美元的進口逐漸上升到2.6萬億，就會成為世界第一大進口國，這要比世界第一大出口國更為重要。

  其一，這會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大家一看你是世界最大的進口國都會爭相與你合作，從而收獲更多的全球貿易伙伴。進口國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市場的衣食父母，他們會成為中國更好的貿易伙伴。其二，進口大國在很多領域更容易擁有商品定價權，這是不言而喻的。其三，進口大國的貨幣在全球貿易中也會升格為商品計價的貨幣，變成硬通貨。其四，進口大國會推動跨境人民幣貿易清算，使得一部分進口產品直接使用人民幣付費，這樣也能更好的平衡進出口過程的外匯收支。其五，進口產品的增加還會帶動老百姓消費結構的變化，帶動制造業產業結構、工業結構的升級調整。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階段調整產業結構所應該看重的。

  5月14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在此次會議上，中央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為穩定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新謀劃、新布局，也為我們中國的企業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指明了方向。總之，在參與全球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市場是王牌，產業鏈是王中王牌，營商環境的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是一個基本牌，核心技術創新補齊短板是關鍵牌，深化改革開放是我們永遠的底牌。

  打好這5張牌不僅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發展，還能夠用實際行動回應西方政客的外資撤資論，逆全球化等言論，中國的企業也一定會突破技術封鎖，補齊產業鏈短板，中國制造的產業鏈集群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